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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14年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

作者:林素絮 来源:商业经济研究 论文栏目:经济论文     更新时间:2019-01-11   浏览

林素絮

1994—2014年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

1994—2014年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

内容摘要: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使用了边界协整分析法、ARDL-ECM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其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并以中国1994-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证实了变量间的长期关系,金融发展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而通胀也会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增加,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不显著。所以,不能将收入分配差距归结于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需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好通胀,解决金融发展部门和区域不均衡问题。

关键词:金融发展 收入分配 边界协整检验

引言

1994年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基尼系数达到0.4,则这个社会分配不平均;如果高于0.4,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现如今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在0.24-0.36之间。全球公布基尼系数的国家和地区大概有120多个,其中约有10%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80%-90%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低于中国,中国收入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而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还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南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

以基尼系数变化来看,中国从1994年的0.37增加到2014年的0.469,而且从2000年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均超过0.4,尤其是2002年之后,这一系数一直超过0.45,2008年最高时达到0.491。此外,由于部分群体的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以及较严重的腐败问题等,中国实际的收入分配状况很可能比所公布的基尼系数还要高。即使按照官方所公布的基尼系数来看,中国仍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对社会福利带来影响,也给经济机会在社会分配中设置了障碍,容易形成阶层固化的社会现象,不利于社会发展。而且,程度越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越会使得贫困化程度加大,引起社会不稳定。从全球经济来看,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限制了经济体完全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增长潜力,还限制了经济体内部生产要素匹配带来的生产能力。一般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被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所证实,但是金融发展能否减少收入分配差距還尚未达成一致。因此,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解释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视角之一,本文基于此展开研究,即金融发展究竟加剧还是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很早就关注了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并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金融发展、全球化、贸易、教育等,研究趋势是从传统的宏观逐步转向微观视角,通过将多种因素综合研究,更加全面地揭示了其影响因素。

第一,将贸易纳入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框架中进行研究。Jaumotte、Lall和Papageorgiou(2008)关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使用了私人信贷GDP比作为控制变量,在不同的计量设定估计中,得到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间的正显著关系。Ehrlich和Seidel(2015)构建了存在企业特质工资和信贷摩擦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表明金融发展导致工资不平等,当出口份额增加,工资不平等就会增加。Batabyal等(2015)把腐败纳入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的框架中。

第二,揭示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Banerjee和Newman(1993)、Galor和Zeira(1993)认为,良好的金融市场会使得收入差距减少,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则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但是这些理论预期背后的特定经济机制是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良好发展的金融市场跨越了特定阶段,才可以减少不平等。不少国外文献使用私人信贷与GDP之比,作为金融发展这一代理变量的存在偏好。一方面,良好发展的金融市场导致更多的职业选择或人力资本投资,这些需要通过信贷融资。另一方面,良好发展的金融市场使得更多的家庭从金融部门获得投资可能性,这些促使银行储蓄增加,同时也会将更多的信贷注入经济中,达到良性循环。此外,Claessens和Perotti(2007)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影响不平等的渠道。

第三,从实证角度去检验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间的负相关和倒U型关系。Clarke、Xu和Zou(2003)通过实证来检验不同的理论,他们使用了91个国家1960-1995年的数据,按照每5年进行平均,证实了Banerjee和Newman(1993)、Galor和Zeira(1993)的理论正确性,但拒绝了G-J(1990)的模型。为了构建测度金融发展的指标,其使用私人信贷GDP之比和银行存款GDP之比,控制变量是人均GDP和其平方项,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支出、通胀和现代部门占比等。

除了发现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间的线性负相关,库茨涅兹曲线的最高点也被计算出来,取决于计量的设定,大约是1400-2350美元之间。Beck、Demirgüc-Kunt和Levine(2004)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线性负相关关系。Kappel(2010)的研究支持B-N(1993)、G-Z(1993)的研究,他区分了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对高收入国家来说,信贷GDP之比与收入差距显著且负相关,但对于低收入国家则没有明显影响。Daisaka et.al.(2014)研究了全球化、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四,强调政治维度在金融和收入差距关系之间的作用。Rajan(2010)认为,在过去20年里,美国家庭信贷的增加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因为传统的再分配税收政策在政治上受阻,所以政治家更支持对贫困家庭获得信贷提供便利。Kumhof和Ranciere(2010)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解释了高信贷增长和金融危机如何导致日益增长的收入差距。Nikoloski(2012)、Law等(2014)的实证研究还考虑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国内的文献有针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度量,还有分析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对国外理论的检验,但缺乏从微观角度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从时间序列角度,采用ARDL-ECM和边界协整检验法,对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检验两者的关系。

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取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INIE)的代理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将金融发展(FD)、人均实际GDP(Y)、消费物价指数(INFL)作为解释变量。

国内外不少文献都是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的。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最为权威,不过数据只从2003年开始,之前的数据来源并不相同,但绝大多数是来自国家统计局,总体上具有一致性。

金融发展。麦金农(1973)所提出的金融深化指标作为金融发展的变量,使用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表示。但是国际上不少文献采用私人信贷和GDP的比值衡量,但其数据在中国尚未纳入统计体系,因此国内很少使用。本文采用M2/GDP来表示。

人均实际GDP。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人均GDP,通过通胀进行调整,得出人均实际GDP。

消费物价指数。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衡量通胀的指标。

(二)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的模型以ARDL函数形式表示,可以检验金融发展等不同变量和收入分配间的关系。另外,根据参数估计的符号不同可以呈现不同的关系。

设定ARDL模型为:

式(1)中,lnINIEt代表收入分配;Xt表示为Xt=(lnFDt,lnYt,lnINFLt)的组合,其中Yt代表经济总量,FDt代表金融发展,INFLt代表通胀。另外,p=(p1,p2,p3)。lnINIEt、lnYt、lnFDt和lnINFLt分别是由基尼系数作为代理变量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通胀的自然对数。εt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零和有限方差的正态分布。为了检验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间的关系,加入两个控制变量设定模型,目的在于更清楚地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此外,由于此模型变量均是时间序列,可能会具有非平稳性,所以如果直接对上述方程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会出现“伪回归”。因此,需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后采用由Pesaran提出的边界检验法、ARDL模型进行系数估计,ECM法在协整的基础上研究变量间长期和短期动态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对于(1)式,不管变量是否都包括I(0)还是I(1),可以使用ARDL估计中的边界检验。因此,该方法比E-G两步法以及Johansen协整检验约束性更小,而且该方法另一个优势在于它对样本容量的大小不敏感,尤其适合在小样本时应用。此外,当解释变量是内生的,ARDL模型的估计结果也不会受到影响。

在进行边界检验之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此采用ADF和KPSS法。KPSS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可以作为ADF检验的补充,达到兼顾两者的目的,这两种方法的互补性使得检验更加全面和具有说服力,Yavuz(2004)在其文章中对这两种检验作了简单的比较分析。此外,ADF滞后项以及KPSS检验的带宽分别为4和2,ADF最优滞后的选择基于最小化Schwarz信息准则。

各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1。从检验结果来看,所有取自然对数后的变量均可能存在单位根,虽然有个别估计结果存在矛盾,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的序列具有平稳性。收入分配和金融发展这两个变量是I(1),但是另外两个变量原始变量都属于I(0)或I(1),这取决于检验中是否包含截距项的选择,但是如果从整体来考虑,这两个检验无法给出最满意的估计。不过,所有变量一阶差分后基本都属于I(0)。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使用ARDL模型的变量不管是I(0)还是I(1)均可以,这也是本文使用ARDL方法的原因之一。

Pesaran和Shin(1999)、Pesaran等(2001)发展了ARDL边界检验方法,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将I(0)和I(1)的变量纳入协整方程中同时加以考虑。具体的思路如下,考虑一个误差修正模型:

在式(2)中,Yt=[yt,xt]`被定义为变量的向量,其中yt代表内生变量收入分配,而xt代表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三个解释变量,Δ=1-L代表滞后因子,误差项向量假设满足εt~N(0,Ω),Ω为正定的。在该式中,λ是长期乘数矩阵,γ是短期反应矩阵。可以用式(3)表示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

在式(3)中,和δ是長期系数,而Δyt-j和Δxt-j则代表误差修正模型的短期动态结构。边界检验法是对(3)式在有趋势项和无趋势项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使用在水平值yt和xt长期关系缺失与否时的F统计量来检验,即原假设是=0,δ=0。在上式中,如果标准的F检验拒绝原假设,则接受备择假设,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然后,可以将估计出来的统计量与非标准的分布式渐近临界值边界比较。在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中,还需要使用常用的滞后信息准则来决定ARDL模型的滞后阶数,因此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误差修正模型的系数可以使用标准的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四)边界检验估计结果

以上对有关ARDL边界检验的相关方法进行了分析,在此需要确定合适的滞后阶数p。根据Pesaran等(2001)的方法,考虑到本文实证的是年度数据,样本容量比较小,因此选择的最大滞后期是2。采用Eviews7进行分析,相关滞后阶数结果见表2。X2sc(1)和X2sc(2)分别是Breusch-Godfrey误差项拉格朗日乘子序列相关检验的F统计量,其原假设在1阶和2阶的序列不相关。

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滞后期的延长,AIC和BC的值越小,而滞后两期的残差存在序列相关,所以将最优滞后期定为滞后1期。在滞后1期的前提下进行协整边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表3给出了变量间潜在的协整关系,但还需要协整关系的边界检验,主要依据Pesaran et al.(2001)文献中所提供的临界值表,将其与计算出来的F统计量比较即可。由表4可以看出,F统计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模型中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在确定模型的长期协整关系后,可以对其进行长期估计。通过考虑回归结果,所应用的ARDL形式为ARDL(1,1,1,1),如表5所示。从长期估计结果来看,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通胀均与收入分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在这三个变量中,通胀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金融发展每增加1%,收入分配差距增加0.4%左右;通胀每增加1%,收入分配差距增加0.58%左右;经济增长每增加1%,收入分配差距增加0.12%左右。通过这三个变量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来看,金融发展和通胀均会增加收入分配差距。

表6反映了与长期关系相关的短期动态关系,几个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均显著,在短期内三个变量对收入分配差距均存在正相关关系。误差修正项的估计结果是-0.223,在统计上也非常显著,并且符号与预期一致,表明系统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在下一年度会有22%得到修正。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分配差距与金融发展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或短期的均衡关系,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验证。因此,有必要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判断。由表1可知,由于各变量单整阶数并不一致,所以使用一阶差分变量进行单边检验,而滞后期选择滞后1期,检验结果见表7。从检验结果来看,在5%置信水平下,经济增长不是收入分配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发展和通胀则是收入分配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在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性很弱,该结论与许多相关研究一致。

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边界协整检验法和ARDL-ECM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通胀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并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所得结论如下:从长期来看,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不显著,但其与金融发展和通胀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通过了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短期内金融发展、通胀和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差距均存在正相关关系,误差修正项的估计结果是-0.223,在统计上也非常显著,并且符号与预期一致,表明系统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在下一年度会有22%得到修正;通过对变量间单向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知道,经济增长不是收入分配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发展和通胀则是收入分配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从这一点上可以推断,金融发展和通胀的确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着正相关关系。

首先,通胀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通胀本身来讲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形式,从官方统计的通胀率可以发现,年化的通胀并不高。但是目前的通胀率是机遇CPI计算的,CPI计算本身就存在一篮子商品和劳务的选择和权重问题,如果考虑近年的房价和房屋租金价格的快速上涨,收入差距在高通胀下被快速拉大了。如果通胀这个隐形的再分配方式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单纯通过改变初次分配,以期通过提高整体收入的方式,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

其次,金融发展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少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机制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而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有时会相互抵消,有时会叠加在一起,在无法区分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各自作用的情形下,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加大收入分配差距。而理论分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表明,金融发展并不会自发地缩小收入差距,只有在政府干预市场时,通过补助措施才能缩小收入差距。中國的金融发展增加了收入分配差距,这主要由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特征引起。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农村与城市间的金融资源配置差距拉大,而金融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也造成部门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所以,应该发展普惠金融,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让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都能分享金融发展带来的好处。此外,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总之,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要涉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优化,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分配领域,多视角综合考虑才会取得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范香梅,张晓云,辛兵海.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与收入公平分配的因果关系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5(9)

2.李实,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修正样本结构偏差的尝试[J].经济研究,2011(4)

3.宋文文.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双重机制分析—来自中国的证据[J].上海金融,2013(7)

4.王红云,吕志鹏,赵彦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作用的地区异质性和相关性分析[J].现代财经,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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