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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与城市经济转型

作者:王翔 来源:商业经济研究 论文栏目:经济论文     更新时间:2019-01-11   浏览

王翔

内容摘要:工业化、信息化及市场化等因素对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作用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递次发生的,而对正处于深度转型中的我国城市而言,却在短期内相互交织,冲击性更强。产业融合是在整合原有产业基础上的行业衍生与重新分工,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都曾经历从分工、互动到融合的过程。在转型路径上,我国城市应特别注意要立足制造业优势,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并注重结构体系的多样性、接续性及融合性。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 产业融合 产业转型 发展路径

当前,全球经济虽在缓慢复苏,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在这一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迎来了在世界城市体系中转型“超车”的重大机遇。产业结构是决定城市功能的内在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城市能级由低级向高级跃升的转型过程,全球城市都曾或正面临着构建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新型产业结构这一重大课题。后危机时代是中国城市产业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和改革攻坚期,处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其转型特征、影响因素及转型问题也各不相同。

当前形势及关键点

(一)面临的形势

我国的城市产业转型属后发型,处于与发达国家城市转型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面临的环境因素更为复杂。从外部环境看,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上已进入弱势低速增长的长周期,我国的城市产业转型不是搭顺风车,而是逆势而为,更具挑战性。同时,能带动未来城市转型的主导产业短期内并不明朗,增加了转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那些以前促进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条件,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转型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国际贸易壁垒下降的因素虽有利于促进发达国家城市的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却使得作为接受方的我国部分城市变为仅能从事低附加值生产环节的加工业和低端服务业基地,固化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角色。

二战后,工业化、信息化及市场化等因素对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作用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递次发生的,而对正处于深度转型中的我国城市而言,却在短期内相互交织,冲击性更强。很多城市对现代服务业日益重视,规模持续扩大,业态层出不穷,但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不高。同时,资源配置呈高度非均衡格局,城市间服务业发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城市转型的动力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往往是以抓制造业的粗放式手段来抓现代服务业,无法提供充足的高质量中间服务。此外,较多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带动性也不够,空间集聚效应、要素整合功能并未充分发挥,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还不够。

(二)产业融合是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

当前,城市的经济增长正在由以投资推动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现代经济模式,其主要特征就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中服务业务比重的提高以及独立服务业的脱颖而出(吴敬琏,2008)。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经济实力主要通过现代服务业来支撑,国际城市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倒逼型”还是“主动型”,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结构融合性在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城市经济的转型过程是城市能级结构持续升级的过程,而城市能级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大量的现代服務特别是生产性服务活动。一旦城市集聚发展要素的功能不断加强,现代服务业就会不断向城市集聚,形成强大的整合创新能力。城市只有站在面向全球的价值链两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融合型结构,并辅以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才能实现转型升级。那些掌控着全球经济话语权的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都早已形成了以高端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融合式产业结构体系。这些城市正是依靠这种体系带来的统领作用,才得以从历次金融危机中快速完成自我修复。

产业融合对城市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

产业融合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在整合原有产业基础上的行业衍生与重新分工,即以产业部门日益细化、关联复杂化为前提,对即有的产业固定边界进行调整而引发的相互渗透与交融。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其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都曾经历从分工、互动到融合的过程。基于产业融合的城市转型,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高知识资本性、高专业性及高附加值特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它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来促进城市经济实现内涵式增长。

在当代,涵盖研发设计、产品测试、质量控制及金融保险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向制造业生产前期的研发、中期的产品试制及后期的营销推广进行全方位渗透。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往往发生在工业集聚区中制造业各环节的产业链延伸上。制造业生产中各阶段所需的服务项目如图1所示,产业链运转更多依靠生产性服务业来完成,而实际制造环节的比例却很小。

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全方位渗透制造业各环节,在制造业集聚区内快速发展,并逐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相互间融合成不分彼此的新型产业体系,进而实现制造业集聚区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功能互补。后发城市在不断提升自身在区域生产网络中地位的过程中,从起初仅做代工的低端工业区与其它国家或地区发生联系,转变为技术与渠道控制的高端产业区,内部产业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引致城市工业集聚区实现转型,成为区域生产网络的主导城市。

知识是城市产业转型的关键资源,知识的创造及占有能力是衡量城市自身优势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生产性服务业大多是知识密集型的,其与生产经营活动的融合互动,有利于促进知识资本的积累与扩散,推动知识资本及人力资本大规模进入生产环节,实现城市转型发展。此时,生产性服务业实质上是在充当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传导器,将这两种能大大提高最终产品附加值的资本导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城市社会总产出的增长率决定于知识存量的增长率,而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积累和扩散的特性,能加大知识扩散速度,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在制造业服务化中驱动经济增长。对于不同城市来说,知识的转移形成了城市间新的分化和分工关系,拥有知识和技术创造力的城市具有更大的产业创新能力,能够获得更大的转型主动权。

我国城市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变量和数据说明

1.模型构建。本文建立了面板模型以验证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多元化因素对推动城市产业转型的影响,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工业一直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许多城市都是重要的加工业基地,工业劳动生产率居于城市产业转型核心地位。由此,在模型中,采用工业劳动生产率(ilp)代表城市产业结构价值链上的层次和实力。具体模型如下:

2.变量解释和数据说明。生产性服务业水平(ps):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涉及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制造业水平(manu):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度量结构效应;经济开放度(deo):FDI占GDP比重。FDI作为经济开放度的代理变量,反映对城市开放转型的影响;城市类别(reg虚拟变量):分为东部地区城市(1)和中西部地区城市(0),反映城市区位差别对转型水平的影响;控制变量包括市场化程度(mar)和基础设施水平(infra),其中mar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基础设施水平infra则采用城市运营线路人均里程;采用我国46个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 唐山、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 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泉州、南昌、济南、 青岛、郑州、洛阳、南阳、武汉、宜昌、襄阳、长沙、株洲、广州、深圳、佛山、南宁、海口、重庆、成都、宜宾、贵阳、昆明、西安、咸阳、兰州、银川、乌鲁木齐)的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年份为2004-2015年。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各城市统计年鉴,LN表示取对数。

(二)回归结果分析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之前,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利用Stata12,使用ADF方法对各变量(lnilp、lnps、lnmanu、lndeo、lnmar、lninfra)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均一阶平稳。解释变量依次进入方程,利用Hausman检验,均支持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1所示。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在所有(1)-(6)模型中,lnps系数均为正;在(2)-(6)中,Lnmanu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正,在(3)-(6)中,lndeo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正。上述变量的系数显著性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经济开放度是提升工业劳动生产率、助推城市转型的重要基础。两个控制变量lnmar、lninfra的系数在5%水平下也显著为正,表明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对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表1中,变量Reg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区位差异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影响。为进一步考察城市产业转型的区域差异及机理,将全部城市分为东部城市、中西部城市两大板块,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与总体回归结果类似,无论是东部城市、还是中西部城市,lnps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通过检验。但是,在中西部城市中,lnps的回归系数小于东部,表明东部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更能满足转型升级需要,而在层级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实力偏弱,生产环节效率较低,转型效应低于东部城市。

由表2、表3,在21个东部地区城市以及25个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模型(2)-(6)回归结果中,结构效应变量(lnmanu)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无论在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对城市产业转型的基础性作用依然重要。在东部城市以及中西部城市的模型(3)-(6)回归结果中,lndeo系数显著为正,与lnps情况类似,中西部城市的系数比东部城市要小,这表明FDI在东部地区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溢出效应,能有效提高工业生产率。但在中西部城市,工业发展所需的中间环节多来自于跨国公司总部或东部沿海地区,并不改变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

基于产业融合的转型路径选择

城市能级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是否具有强大的要素集聚和资源整合能力。在转型发展动力上,国内城市应特别注意对关键节点的把握,不断强化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控制力。在转型方向上,应遵循产业升级与转型规律,充分利用城市创新引擎和自身特色资源,探索助推城市产业转型的“中国路径”。

(一)立足制造业优势

一般而言,大国的城市产业发展路径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简单的产业替代会只会带来长期的摩擦过程,转换成本巨大。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城市发展基础及现有条件决定了自身转型战略应有别于通常的发展中经济体。跟那些小经济体的城市可通过发展少数几个服务行业实现转型不同,我国的许多城市原本拥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实体经济需求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庞大。在服务需求潜力巨大和服务供给条件改善的有利局面下,转型选择余地更大。

在全球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各国政府的市场准入及经营资质等管制政策影响突出。在政府干预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一旦工业型城市完全放弃尚存优势的制造业,而服务业又得不到很好的接续和拓展,整体经济萎缩将在所难免。我国是超大经济体,不必过于强调一定要形成完全服务化的产业结构,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并重融合的產业体系更为可行。在战略上,应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及发展模式,走以生产性服务业主导、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融合的城市转型道路,注重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使得传统制造业重获发展活力,扩大城市经济影响力。

(二)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城市的产业地位决定于其对价值链前端技术和后端渠道的争夺与控制,推动产业根植于全球生产网络是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往往人为地割裂了新旧产业间的内在关联,寄希望于通过简单的项目引进来发展并不具有前期技术积累的产业,这样导致的结果却是长期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地位。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要突破这一“低端锁定”,应高度重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积极整合全球优质资源,不断提升在全球网络体系中的技术影响力和渠道控制力,推动自身角色从“制造承接者”向“产品创新者”及“现代服务提供者”方向转变。同时,应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与传统产业的耦合互动程度。一方面,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投入,充分挖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关联性和前沿性,通过产业集群、产业链延伸和新产业体系建构来加快释放“外部效应”,形成空间网络上的协同效应,加快产业渗透与融合。另一方面,对于产品和市场处于衰退期的传统产业,以中间环节分离和两端延伸为突破口,加速与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分工与协作,运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对其加以改造,实现传统产业的二次创新。

(三)改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

生产性服务业所交易的多为无形“服务”,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较大,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因此,应规范市场秩序以有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国家虽为市场经济国家,仍会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但所涉及的具体事务并不完全由政府完成。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加快体制改革,降低准入门槛,减少不必要管制,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强化竞争机制,逐步打破行业垄断,降低价值链分解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引导生产性服务新业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制造业高端化过程中的产业基础和分工细化需求,应有针对性地发展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避免进入“去工业化陷阱”,在结构维度上保持足够的生产率提升潜力。深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通过给予税收优惠和放宽审贷条件来降低服务型企业融资成本;大力培育领军型企业和样板集聚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形成高水平竞争与协作格局;鼓励发展势头较好的现代服务型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兼并,提高城市“经济容积率”。

(四)实施差别化、梯度化转型战略

我国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差别较大,这就要求不同类城市的转型战略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在不同层级城市间形成配套完善、优势互补的协作格局。特大城市应加快推动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大城市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挥辐射效应,中小城市则利用产业垂直分工和产业链衍生,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上海、北京等国家中心城市已具有国际化特征,应凸显现代化服务功能,以更加有效方式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之中,促进高附加值制造业向精细高端环节发展,提升生产效率和水平,提高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能级。深圳、杭州等科技创新功能较为突出的城市,应加快发展以技术创新、研发设计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的城市产业体系。在强化高端领域主导地位的同时,加强对知识前沿及其关键要素的配置和掌控,成为以创新要素为主导的技术支配型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应通过引进体量大、资本有机构成高的现代制造业项目,构建枢纽型制造业产业体系。同时,围绕大型制造业项目积极培育现代服务新型业态,形成大规模制造业与信息化协调发展格局,走技术型和专业服务型交叉的转型路径。工业型城市应不断提高综合研发和先进制造能力,积极采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促进制造环节中技术创新功能的嵌入;积极融入全球制造体系,主动承接国际制造业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发展成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城市。

(五)注重产业结构体系的接续性

后工业时代城市的经济实力主要通过现代服务业来支撑,这是众多城市转型发展后产业结构体系的一大特点,但这并不表明完全放弃制造业,相反制造业并没有消失,仍是城市多元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美国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通常做法是大力拓展产业领域,改变结构单一性。东京当前依然是日本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并十分重视培育多元支柱产业,以高端产业链引领自身发展。

城市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应处理好新旧产业的接续关系。城市转型的动力存在着路径依赖,城市的产业门类一旦选择了某条发展路径,就会不断自我强化,促使后续沿着既定路径走下去,甚至锁定在某種状态。在这一过程之中,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是“重头戏”。实现成功转型的城市都能立足于当时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基础条件,区别对待旧产业,淘汰技术落后、污染重、无前景产业,而对有长远发展潜力的产业则进行资源整合,利用高新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最终实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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